《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

錢理群，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
被公認為東亞區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
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當代中國重要知識分子
以獨特觀點，從個人歷史記憶出發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做出最完整的回顧、批判、反思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共八十萬字，醞釀了二十五年，反映了錢理群近期研究與思想的重要結晶，
試圖通過本書建構一個底層（我─錢理群，民間思想者）、高層（毛澤東）、中間層（知識分子）互動的三維敘述空間、結構
此三層之間的互動、反抗、合作、背離
形成一個複雜交錯的歷史過程，
並構成中國今日思想狀況的藍圖。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完整呈現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心路歷程
堪稱近年來華人世界最重要的思想回顧與自傳。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提供了讀者看待當代中國問題時不可多得的思想資源，對於當前「中國崛起論」、「中國模式論」的知識熱潮，以及「毛澤東的幽靈」浮現於「後毛澤東時代」的徵象，提出即時有力的回應與批判。

錢理群以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通過本書，對於自己如何走過毛澤東影響下之共和國六十年，做出回顧與反思。共和國六十年的政權迭替，整個國家民族經歷了分裂動盪，在錢理群平靜而從容的敘述調子底下，內蘊著歷史的激情與蒼涼。

「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扎、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錢理群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作為親歷共和國六十年的獨立知識分子，錢理群以其豐厚的歷史經驗與直面現實的批判力度，為讀者打開一扇深入了解1949年至今的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民間思想知識狀況與毛澤東思想實踐的窗口。錢理群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本書的敘述框架，指出毛澤東時代的1957年所底定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體制與後毛澤東時代有著內在的貫串性聯繫，這是批判性理解當下政體的核心關鍵。同時，錢理群致力挖掘中國當代民間思想，力圖在被鎮壓、被抹殺的「民間異端」歷史中，重拾那頑強存在的民間思想，並繪製其知識系譜，以提出一條中國民間版的社會主義思想道路。錢理群以其豐富的史料文本與作為一個歷史見證者、參與者的親歷經建，精采地勾勒出中國戰後思想狀況的景貌，並站在民間的立場、從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角度，為讀者漸次打開、進入中國大陸戰後歷史與知識分子的內心世界，達到心的交流。

錢理群在《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上下冊）裡順著歷史行走順序，將中共建國之後至今六十年的歷史分為建國初期（1949-1955）、反右運動前後（1956-1958年初）、大躍進年代（1958）、大饑荒年代（1959-1961）、通向文革之路（1962-1965）、文化大革命年代（1966-1976）、後毛澤東時代（1977-）。在同時考量各歷史時期的國內情況∕國際情勢的視角下，他將整段歷史以「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作為分野，強調毛澤東與中共在前段時期所奠定的中國共產黨之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如何後遺到「後毛澤東時代」、成為後段時期實行改革開放的基礎，同時提出反右運動前後所奠定的「1957年體制」是「1989年體制」的基石，兩者間有著內在的歷史連續性，如此方能歷史化的理解當下中國共產黨的專制政體核心。

更重要的是，錢理群考察了自1950年代即出現的校園「右派」（校園民主運動），文革間的民間思考、1980年的民運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並認為它們之間有一脈「社會民主主義」的知識思想連續，亦與1990年代「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的知識分子論爭以及當下中國的民間社會運動，有著複雜的內連性質，而這些知識運動與黨內思想的分派彼此扯動，形成上下相互吸收、影響的關係。

錢理群先生將當前中國的思想、知識光譜做了歷史化的考察，並以此回應、分析所謂「毛澤東的幽靈」在「後毛澤東時代」浮現的現象，對於當前「中國崛起熱潮」以及與之相應的知識徵候，提出即時、有力的批判與警醒。

本書《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冊），內容起自第十講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年）（上），迄至第十四講後毛澤東時代（2000-2009年）（下），書末附有〈後記〉、〈參考書目〉和〈選用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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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介紹

  
  
  
  
  錢理群
  
  1939年出生於抗戰中的重慶，1956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1960到1978年先後在貴州省安順地區任教，1978年考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研究生，師從王瑤、嚴家炎先生，1981年畢業留校任教。目前為北京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被公認為東亞區域思想界的代表性人物和1980年代以來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人文學者之一；以研究魯迅著名，並曾名列北京大學學生評鑑「最受學生歡迎的十佳教師」首位。
  
  他不僅對魯迅思想擁有一種理解與把握，早在中國大陸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就在最終決定文學發展的「社會經濟狀況」與「文學」之間發現了「文化」的仲介作用，在1990年代進一步的研究中，試圖把20世紀文學置於本世紀的歷史中心課題──「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大背景下，考察「現代文學」與「現代教育」、「現代出版」和「現代政治」之間的互動關係，為「文學外部關係的研究」領域上打開一條新的思路。
  
  2002年從北京大學退休後，又重歸中學與貴州，關注語文教育、西部農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同時從事現代民間思想史研究。
  
  錢理群的重要性在於，歷經中國文化大革命、七九年民主改革、八九年天安門等重大歷史事件，帶著近五十年中國變動的歷史記憶、政治和社會改革思潮，對中國民主運動發出犀利的批判與反思。
  
  著作甚豐，出版的書近五十種，代表作有《心靈的探尋》、《與魯迅相遇》、《周作人傳》、《豐富的痛苦：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1948：天地玄黃》等。最新著作為2007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的《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2008年在台灣出版的《我的精神自傳：以北京大學為背景》以及《我的回顧與反思：在北大的最後一門課》、2009年在香港出版的《知我者謂我心憂：十年觀察與思考（1999-2008）等。
  
  作者相關著作：《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目錄導覽說明
  
  

  
  
  
  • （下）
    第十講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年）（上）
    發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繪製的藍圖
    一、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造反運動與思潮
    二、以五七體制受壓者為主體的造反派的造反運動與思潮
    三、從「上海公社」的夭折到軍隊介入、全國大亂
    四、造反派的分化
    （一）青年毛澤東主義者和文革的國際影響
    （二）十七年派
    （三）文革新貴
    （四）逍遙派與文革日常生活
    五、腥風血雨：清查「五一六」、1968夏季大鎮壓、清理階級隊伍
    六、新的覺醒：走出毛澤東
    
    第十一講文化大革命時代（1966-1976年）（下）
    一、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兩大背景
    二、文革後期民間思考的特點
    （一）自發、自覺的思想運動
    （二）面臨的矛盾與困境
    （三）思想資源和不同走向
    三、文革後期民間思潮的主要收穫
    （一）對中國現行社會主義體制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二）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思想啟蒙的呼籲與思考
    （三）發展社會生產力、改革農村體制的呼籲與思考
    尾聲：毛澤東的「遺言」
    
    第十二講後毛澤東時代（1977-1989年）（上）
    一、「毛澤東後」中國發展道路的選擇
    （一）上層論爭：鄧小平的決策
    （二）社會民主運動（1978-1980）：改革與發展的另一種選擇與訴求
    二、體制內的經濟改革與思想啟蒙運動
    （一）農村體制改革與中國農村發展研究組
    （二）民間學術文化運動
    （三）我和安順朋友的選擇
    三、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體制改革、天安門民主運動
    
    第十三講後毛澤東時代（1990-1999年）（中）
    一、「尋找毛澤東」熱
    二、我的「毛澤東研究」
    三、1998年前後北大百周年校慶的民間紀念
    四、「六四體制」：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結構和體制的變動
    五、閃光一現：1998年「北京之春」
    
    第十四講後毛澤東時代（2000-2009年）（下）
    一、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正、負面效應
    二、維權運動、網民監督、非政府組織：三大民間運動的興起
    三、知識分子的不同走向
    四、中國共產黨的分化：黨內毛澤東派與民主派的出現
    五、調整與堅持：執政者的回應和選擇
    
    後記
    參考書目
    選用課文
    
    
  
  
  

  
  
  
  
  
  
  
  
  
  
  
  
  
  
  
  
  前言（摘錄）
  
  一、我和毛澤東、毛澤東時代的關係
  
  大概這是一個歷史巧合；我於1939年1月出生在重慶；而毛澤東1939年春在延安確立了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過去大家誤以為1935年的遵義會議就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但近年來中共黨史專家的研究在這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此順便介紹一本書：何方寫的《黨史筆記》，在香港出版。何方是張聞天的秘書，算是歷史的當事人，根據他很具說服力的研究，1935年的遵義會議，只是確定了毛澤東進入中共最高領導層，特別是軍事指揮層面，但總書記仍然是張聞天，而並非如後來的人所說是掛名的，至少在1939年以前，張聞天在總書記的位置上是有實際領導權的，毛澤東只是領導核心的成員之一。真正確立毛澤東在黨內領導地位，是在1938年下半年，這年7月共產國際的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對當時在莫斯科準備回國的王稼祥，代表共產國際下了口頭指示：「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並傳達了史達林的指示：要宣傳各國黨自己的領袖，並樹立他們的權威。這表明，是共產國際任命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王稼祥在9月中共政治局會議上傳達這個指示，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第一次代表中央政治局做政治報告，按中共規矩，做政治報告的多為領袖人物，毛澤東既然做了政治報告，代表他當時已有領袖資格、地位。更重要的是，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第一次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概念，強調「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並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可以說是第一次舉起了毛澤東自己的理論旗幟，以後，它不僅成為毛澤東進行黨內鬥爭，主要是反對以王明為首的「教條主義者」的主要理論武器，而且也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注入了民族主義的活力」，「更有助於改變『中共乃外來觀念之產物』這一在當時頗為流行的觀念，而大益於中共在中國社會的生根」──對毛澤東個人而言，則是為他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的領袖地位，不僅是組織上的領袖，更是思想上的領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至1939年春，毛澤東已經實際上成為中共中央的領導人。因此，我們可以說，1939年春中國共產黨開始進入毛澤東時代，我恰好於此時出生。十年後，1949年，我十歲時，毛澤東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毛澤東時代。
  
  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我正是三十七歲。十歲至三十七歲，是一個人生命中的黃金歲月，由少年至青年至中年，都生活在毛澤東統治下，我的知識結構、理念、人生道路，都在毛澤東直接影響下形成和確立。
  
  更重要的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我成了一個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不止國際上，中國內部也有一批毛澤東主義者），這意味著我是主動參加毛澤東所領導的文化大革命，這是我與其他知識分子不同之處。這反映我們生存時代的特點，我們是在革命年代成長，革命年代能把最普通、最邊緣的人物捲入歷史潮流，這在台灣大概很難體會。文革發生時我在貴州，在最邊緣的農村、最邊緣的山區，在那裡也有革命。我們這一代和歷史運動有著血肉的關係，這些歷史運動直接影響我們的生活、身體、情感、心靈，我們的小我和歷史的大我糾纏在一起，這和我的學生輩以及在座諸位非常不同。我的學生後來讀了我的精神自傳，最大的感慨是，歷史對他們來說是身外的東西，是需要理解的對象，但對我們來說則不是，歷史就是自身。我們這代人和毛澤東所領導的歷史、革命，有非常糾纏的關係，每個人心裡都有著巨大的困惑，不同的知識分子有不同的困惑。革命最大的問題是會擠壓個人的自由空間，許多知識分子感受到此種擠壓，想從此束縛中擺脫出來而不得，就有了困惑。但我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同，我是主動要求參加到革命中，而不是想擺脫，但我的苦惱是沒有參加革命的資格，像魯迅〈阿Q正傳〉說的那樣：不准革命，或者是只能按照別人指揮、設計的模式去革命，當自己有其他想法、有批判意識，則不被允許，於是就產生很大困惑。我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未必和毛澤東一致，空有自己想法，但無法讓其成為現實，進而影響歷史進程。這些困惑，對在座諸位大概都是很陌生的。但正在這種受到排擠、鎮壓的情況下，還是堅持主動投入參加革命，使得自己和毛澤東的時代以及革命歷史，發生糾纏不清的關係。在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後，我這樣堅定的毛澤東主義者面臨了重新認識毛澤東的困惑，如何走出毛澤東，這是非常艱難的過程。
  
  我和毛澤東時代的複雜關係可分兩點來說。一方面，我是毛澤東時代所塑造的，毛澤東文化已滲透到我的血肉及靈魂中，這種毛澤東時代的印記永遠改變不了，無論如何掙紮、自省、批判，我都是個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浪漫主義者、烏托邦主義者。另方面，我更是個毛澤東時代自覺的反叛者。我的歷史使命就是反戈一擊，對毛澤東做出同時代人所能達到的最徹底的清理和批判。既受他的影響，同時又是他的反叛者，並力圖使自己成為徹底的反叛者。當然我這樣的立場不容於後毛澤東時代，也不容於今天還迷戀毛澤東時代的那些人，兩頭不討好。因此我讀魯迅的著作會產生強烈共鳴，魯迅〈影的告別〉裡說：「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然而我不願徬徨於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裡沈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我覺得這正是我所處的地位和困境。魯迅當年也困惑於他和幾千年中國傳統文化複雜的糾葛。他既是這傳統文化最堅決徹底的批判者，又是傳統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這種複雜關係引起我的共鳴。魯迅自稱是傳統中國最後的知識分子，說句大話，我也是毛澤東時代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我對毛澤東文化的清理和批判是一種痛苦的自我清理和自我批判，同時也是自我救贖。我已將自己和魯迅的關係清理，如果能將毛澤東的關係清理，就可以無愧見上帝，交待自己一生。魯迅〈頹敗線的顫動〉裡寫到那位「老女人」：「她在深夜中盡走，一直走到無邊的荒野……於一剎那間將一切併合：眷念與決絕，愛撫與復仇，養育與殲除，祝福與咒詛……。她於是舉兩手盡量向天，口唇間漏出人與獸的，非人間所有，所以無詞的言語。」這也能表達我對毛澤東文化的複雜感情：既「咒詛」又「祝福」，既「決絕」又「眷念」，既「復仇」又「愛撫」。因此我對毛澤東的講述，不可能像許多人那樣快刀斬亂麻式的明快徹底，也不可能是冷靜客觀的批判，我的批判是帶著複雜感情的，這也許是種侷限，但同時也是特點。
  
  同學們可能會注意到我前面的講述裡反覆用了兩個概念：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化。毛澤東文化所指為何？這是我要討論的第二個問題。
  
  
  
  
  
  
  
  
  
  
  
  
  
  
  
  
  
  
  
  第十講文化大革命時代（上）1966-1976（2009年11月10日、17日講）
  文革的歷史特別複雜，可謂「千頭萬緒」，可以從各個角度各個方面去敘述、闡釋。這一講到下一講，將從文革民間運動和毛澤東的互動關係出發，前面加一個「發端」，後面是一個「尾聲」，當中則是「文革故事」。
  
  發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毛澤東為文化大革命繪製的宏圖
  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他要達到什麼目的？1949年以後，毛澤東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1956-1957年間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改革」，二是1958年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第三件大事就是1966年開始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首先說明「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有一段形成的過程。我們上一堂課說過，1964年的「九評」文章〈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裡，提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的十五條原則，大概已見這個理論的雛形；到1966年5月發動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央關於撤銷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的通知〉（一般稱〈五一六通知〉）、196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般稱為〈十六條〉）裡，有更進一步的闡釋。最後在1967年11月《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編輯部的文章〈沿著十月革命開闢的道路前進〉裡，才作出系統、全面的概括。我現在以「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要點」為題，選載在《課用選文》，同學們可以仔細去讀。這裡只作一個簡單介紹。其要點，大概有三條。
  
  第一，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對象是什麼？回答非常明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前者是後者的黨內保護者，因此，「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這就意味著，革命對象已經由傳統階級鬥爭的對象——社會上被打倒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右派分子」（簡稱「地富反壞右」）——轉向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但大家注意，這裡不再提「官僚主義者階級」，而只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也就是說，是從黨內鬥爭的角度、從執行什麼路線、以「跟誰走」為標準來確定革命對象，這就引發出許多問題和爭論。而所謂的「反動學術權威」，重點也在黨內的學術權威，也即通常說的「黨內大知識分子」。
  
  第二，用什麼辦法來進行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提出，要「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又叫「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也就是要擺脫現有的組織、制度、紀律、方法，而直接訴之於群眾。所謂群眾民主、「大民主」，在當時稱為「四大自由」（實際上是「五大自由」），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和大串連。其實就是有限度地給予言論、出版、結社、遊行示威、集會等自由，這在1949年後的中國是破天荒的。
  
  選擇「由下而上」的群眾「大民主」的方式，其實顯示了毛澤東的一個矛盾。如我們在前幾講裡一再談到的，毛澤東在反右運動以後，苦心經營建立起來的「五七體制」最根本的特點，就是黨「獨攬一切」，從中央到地方的第一書記專政。在這樣的黨及書記個人一元化的領導結構裡，各級權力機構，對上只接受單一主管黨委的垂直領導，對下則壟斷屬下一切事權乃至人權，成為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這是毛澤東對當時的北京市委的批評），而又上下勾連，難以撼動。毛澤東本是希望通過這樣一個嚴密的權力
  
  
  
  

  
  
  
  
  
  
  語言：中文繁體
  規格：平裝
  分級：普級
  開數：18開17*23cm
  頁數：376
  
  出版地：台灣
  
  
  
  

  
  
  
  
  
  
  
  
  
  
  
  商品訊息簡述:
  
  
  
  
  
  
  
  
  
  • 作者：錢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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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聯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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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日：2012/1/18
  
  
  
  
  
  
  
  
  
  • ISBN：9789570839258
  
  
  
  
  
  • 語言：中文繁體
  
  
  
  
  
  • 適讀年齡：全齡適讀
  
  
  
  
  
  
  
  
  
  

  毛澤東時代和後毛澤東時代（1949-2009）：另一種歷史書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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